《平行与竞争》翟东升教授的著作于2021年出版，作为国内的知名智库学者，观察其21年前对时局演化分析和推断，参照现如今25年正在发生的事，很有裨益。
以下是这本著作序言，以翟教授自己的话来讲，全书精华之所在，书的具体内容倒不必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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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序，不如更像是对全书的总结和观点的集中呈现，干货非常多。
一、重回平行时代
通过对中美的力量的对比，认为世界已经不在是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而是中美平行的时代。
在大国竞技场上，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玩家只能在个别指标上吃老本，而中国已经被世界上多数观察者视为同美国一个量级的全能选手。中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方面，而美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软件方面；中国以规模取胜，而美国在高质量领域仍然有优势。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那些指标，未来被美国追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落后美国的那些指标中，有许多可能在2035年之前陆续追赶上，比如GDP总量、财政开支、军费开支、高科技投入等。
2. 全球化虽然是长期趋势，但也会曲折运动，有进有退；而更应该意识到的是，全球化的趋势会与主导型的帝国兴衰结伴而行。翟老师把目前的全球化，定义为“美式全球化”，沿着“美式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不可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努力和进步，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真正的受益者是“美帝”。贮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
3. 特朗普政府（本书大部分内容成文的时间应该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是为中国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多说一句，真希望“懂王”2024年踏浪归来呀~
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营造不确定性从而谋取谈判中的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到重来”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过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的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二、大国竞争的新格局
1. 西方世界的海洋文明，通过控制大洋航道跑马圈地，扩大殖民地市场，孕育了工业文明。以此拥有了300年全球性帝国，前200年在伦敦，后100年在华盛顿。然而，霸权国家在王朝末期，容易因为过往胜利的惯性，而忽视风险的产生。
一是，将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当成是最强大的优势，可以调动全球资源而非单打独斗。（我们也会发现美国很多的盟友们反华也只在出工不出力，做做样子而已）
美国的盟友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给自己的国力加了杠杆，而杠杆是有代价的，一旦未能兑现对某盟友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友的战略信用。
二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海洋文明孕育出来西方制度盲目自信，不思进取，忽视了与之对立的，带有鲜明大陆色彩的制度和价值观体系。（新冠疫情就是这个观点最好的注脚）
个体价值本位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注重自下而上的自由选择，集体价值本位将社会或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主张个体应服从整体的需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动员。前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更占上风。前者诉诸人性中的贪婪趋利特质，通过因势利导的市场分工和竞争，出尽优胜劣汰和整体福利提升，后者则诉诸人性中的趋害本能以及集体主义认同意识，通过组织动员来激发一个群里的最大战斗力。
2. 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后面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中国只有美国的40%，但美国的军费开支并没有重点应对大国竞争。而且，与我们常规的认知不同，美国军费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例反而是持续萎缩的，尤其是收到了华尔街和医疗体系这两个“恶性肿瘤”的侵蚀。
30年来，美军的开支主要是维持其在伊斯兰世界漫长而无用的战争，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做技术和装备上的准备。
美军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一直在作战，视乎经验丰富，人员、装备和后勤之间磨合的都很好。但是在我看来，冷战后30年美军经历的6场以巨大的技术优势针对弱国、小国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是打猎。
世人皆知，长在美国身上的“毒瘤”是华尔街金融部门，他们盘踞在“美帝”的“脑部”，引发的金融泡沫和危机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数万亿美元。但是美国还长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更加致命的“毒瘤”，那就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系统。
美国国内政治竞选捐赠的行业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恰好就是医疗、医药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华尔街，这并不令人惊讶。
3. 过去300年来，世界的主线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打压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法兰西、日耳曼、日本、俄罗斯。但中国的崛起，这一次结果可能不一样了。
1949年之后的中国，遇到了奇妙的机缘：前30年学习了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后30年学习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从而成就了党纪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国内任务，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向更高的水平，以中庸之道调和苏联与美国的“阴阳二气”，由此实现苏联体制、美国体制、中国制度之间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辩证关系。
4. 美国的同盟杠杆，已经成为了其负担。而将中俄逼成背靠背的伙伴关系，更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有观点认为，美国战略上长期背离了布热津斯基那一代人设计的路线，没有避免中俄联盟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分期越来越大时，民粹主义必然会出现试图打破精英规划下的理性世界，国家政治战略也会被民粹主义所裹挟。）
在大国竞争拉开序幕之际，中方没有同盟杠杆的负担，而美方的杠杆已经很高了，这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的指导下，诞生了中朝“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边关系。
而美国让中国和罗斯再次站在了一起，却把日本和印度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这是美国在外交和大战略层面所犯的巨大错误。
大战略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傲慢的大国从自身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战略出发，最终导致战略灾难，今天的美国正在犯同样的错误。
三、以自强图发展、以斗争谋和平
强调在平行时代中，我们更应有勇气用信心，并在胜利后给对手留有余地（看来翟老师对我们的胜利充满信心，都开始盘算着胜利后的策略了。）
如果平行竞争的时代持续30年，那么前15年我们应该主动强化参与竞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而后15年则应该戒躁戒躁、谦虚谨慎，并且主义给对手留有生存的余地。
我们应当追求的政治格局，是一种“操之在我”的大国均衡与共生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为敌的丛林状态，也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护着制度模式去改造别的国家，更不是击败对手的酣畅淋漓。
2. 表达了无锚货币时代对财富、债务、信用的认知（这个是翟老师的经典观点了）
无锚货币时代下，本币债不是问题，反而是向别国征税的一个重要渠道。穷国积累的储备越来越多，富国的债务率越来越高，后者并未受到来自债权国的任何约束，关键在于定价货币是债务人自己的货币。
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时代，用自己国家年轻人的劳动和生命，用本土的资源和环境，去换取别国可以零成本无穷创造的货币，这种行为不是贪婪而是愚蠢，因为你积累的是别国的主权信用，那么积累的越多，你越是别国的附庸乃至“殖民地”。
外汇储备不是黄金储备，它不是肌肉，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自身血脉不畅导致的水肿。我在很多的场合呼吁过，中国应该扭转思维，将手中的外汇储备归零或者换成贵金属储备，并进而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全球的主要债务人，当然，我们债务的定价必须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欧元或者黄金。
3. 对于产业转移，我们必须主动或者被动的放弃些相对次要的可贸易品的生产。
我们迟早会放弃许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逆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行事，我们不仅会浪费巨量的财政资源和机会成本，而且还会自断生路，跟你走的那些国家无法从与你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即便它们处于政治或者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停留在你的体系中，它们也无法消费你的靠科技产品和服务，因为你不愿意留一点生意给它们做。
当然，对于中低端的制造业，我们不是一放了之，一送了之，而是要通过“主权在人、治权在我”的海外产业新城，将它们配置到世界各地去，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从而把我们的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我们的外部市场搞的大大的。
4. 美国的政治体系缺陷非常多，积重难返。
一是美国特殊的种族结构，他们自称民族大熔炉，但其实是一种弄民族的“沙拉盘”，各个组成部分仅仅是靠财富和意识形态的“沙拉酱”搅拌在一起而已，并未真的“熔”在一起。
二是美国的金融、医疗等利益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的绑架和对联邦财政的吸血，导致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三是美国两党分别被一些大金主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政府网络所掌控。
四是处于历史高位的贫富分化和互联网媒体取代大众传媒的历史进程，使得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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